陕甘高原的第一支红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陕甘地区的共产党人也开始创建红军，开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征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从兵运工作到南梁游击队的建立，再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正式成立，陕甘共产党人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旧址——正宁县三嘉塬

艰辛的创建历程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简称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锦章村隆重召开。细嘴子的麦场上搭起了一座高台，台上悬挂着巨幅横标，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会上，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举行授旗仪式，中共旬邑县特支代表第五伯昌将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旗帜授给了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霎时间，会场一片欢腾。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在陕甘地区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了部队的性质和宗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领导的武装斗争进入新的阶段。曾参加授旗典礼的阎红彦回忆说：“望着那迎风飘扬的红旗，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党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在陕、甘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为了这个，有多少同志流了鲜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红色军队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了，在陕甘高原上正式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色旗帜。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由此，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开启了在陕甘地区创建工农武装的征程，陕甘游击队正是这一时期陕甘红军建设的重要成果和重大突破。

陕甘游击队的创建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兵运准备阶段：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会上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兵运工作主张，并通过了“三色”建军方针，即：白色（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灰色（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收编“山大王”，改造哥老会）、红色（公开组织建立工农武装）。会后，兵运工作成为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大批党员、团员相继进入陕、甘、宁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刘志丹等人认识到在创建革命军队过程中，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条件，借水养鱼，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根本途径是要创建党能够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

南梁游击队阶段：在持续不断的兵运工作基础上，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成功领导太白收枪，在陇东地区打响了向国民党武装进攻的第一枪。太白收枪不仅消灭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还组建起100余人的游击队，因活动范围多在南梁及周边地区，被群众称为“南梁游击队”。但不久队伍在宁县盘克张皮塬遭到军阀袭击，损失严重。后几经周折，1931年9月，刘志丹组织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三支农民武装集合在合水倒水湾进行整编，恢复建立了南梁游击队。这是我党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从兵运阶段过渡到武装斗争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合水县林锦庙会师旧址

西北反帝同盟军阶段：为了扩大革命武装，陕北游击支队转战陕甘边一带寻找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20日，陕北游击支队到达合水县林锦庙，与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会师后的革命武装发展到700余人。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要求根据“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变化，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于是林锦庙会师部队于1932年1月初在正宁县北柴桥子村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阶段：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移驻正宁三嘉塬进行整编和训练。1932年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全军共360余人。总指挥先后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担任，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并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正宁县北柴桥子村——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旧址

重大的历史贡献

为党在西北地区建立正式红军奠定了基础。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占领职田镇、伏击阳坡头、突袭照金镇、激战艾蒿窑等，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主动出击，连续作战，共歼敌1000余人，给敌人以重大打击。1932年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就陕甘游击队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认为“红军游击队连续不断的胜利，政治影响非常迅速地深入到农民、士兵群众中去，大大提高了农民、士兵的决心与勇气。”并提出“准备成立正式红军，怎样编制，番号如何规定，请立即答复。”中共中央于4月20日作出决议，明确“在最初应该编成红军一师。并努力求得在最短时间达到红军二师。该部队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5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历经夜袭马栏、获捷英旺镇等9次战斗，历时半个月，转战七个县，挺进700里，粉碎国民党部队的“进剿”，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与此同时，党在国民党驻甘、陕两省的军队中相继发动了两当兵变、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等，成立了陕甘游击队第三、四、五、七支队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振奋了革命群众的精神，支援并扩大了陕甘游击队。12月24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县）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党在西北地区建立正式红军的开端，也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为党在陕甘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准备了条件。毛泽东指出：“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陕甘游击队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向人民宣传了党的主张和宗旨，为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在战斗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为根据地的建立做了干部储备；在斗争的得失成败中，积累了大量建党建军建政的宝贵经验，这些都为党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权准备了条件。1932年3月20日，陕甘游击队来到正宁县寺村塬，队员们走村串户，张贴标语，访贫问苦，宣传红军的主张，向群众宣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意义。通过开展游击战争和广泛发动群众，开辟了正宁县72个村的红色区域。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举行农民代表与游击队代表共同参加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宣布推翻正宁县国民党政权，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又称“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

陕西旬邑县转角镇——红二十六军成立旧址

宝贵的经验启示

始终把党的领导放在首位。陕甘游击队在创建的过程中坚决执行古田会议政治建军的原则，从兵运工作到游击队的建立和改编，始终都是在党组织的指示下行动。即使受“左”倾错误的影响，陕甘游击队的领导同志也没有抱怨和推诿，而是通过民主讨论、会议决定等合规合理的形式与“左”倾错误作斗争。除此之外，陕甘游击队还很重视部队中党的建设，严格贯彻“三湾改编”中支部建在连上的规定。南梁游击队在固城麻峪村整编中，就在部队建立了党支部，使得这支由农民武装发展而来的队伍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林锦庙会师后，首先成立了游击队中共队委会；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的同时，成立了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在两个支队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保证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陕甘游击队成立的同时，成立了中共红军陕甘游击队委员会，各大队建有党支部。即使在暂时接受陇东军阀陈珪璋的收编，“借水养鱼”时，部队仍然是在团的党支部领导下，营、连设教导员、指导员，保持着党的政治工作体系。部队还在新堡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抗租，打土豪，分粮食给穷人，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部队的革命性质，使陈珪璋企图将会师部队变成军阀控制的工具的阴谋落空。这些都表明陕甘游击队在创建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坚持党的领导，重视部队中党的建设，使革命武装力量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向前发展。

始终把紧紧依靠人民作为力量来源。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陕甘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充分表明，人民群众是革命事业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多次武装斗争以及兵运工作遭遇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他们每到一处，就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性质、宗旨以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虚伪。部队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都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叫着：“老刘”“老谢”“仲勋”。《咱们的红军到南梁》中唱道：“共产党红军天心顺，天下穷人都随红军，赤卫军来旋风队，掂起钢枪就打游击。婆娘女子脚放开，长头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的势力大无边。”陕甘游击队之所以能创建并发展起来，就是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结果。群众为人民军队送去大量的红军战士，其中有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始终坚持运用灵活的统战政策。创建陕甘游击队的过程就是应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过程。1929年4月，在中共陕北特委榆林红石峡召开的会议上，刘志丹就提出了著名的“三色”武装斗争形式。根据红石峡会议精神，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积极投身兵运工作，利用陕甘军阀都有占据地盘、扩充实力的心理特点，广泛团结争取各种中间力量，以“借水养鱼”的方式培养了自己的军事干部，积蓄了革命力量。刘志丹还提出“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的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多次深入南梁山区，引导和教育改造绿林武装，使南梁一带的多位绿林武装头领树立了革命思想，毅然将各自带领的绿林武装整编为南梁游击队，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还经过多方努力，教育引导陕甘一带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宣布起义，率领120余人来到南梁苏区，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对同情革命的民团也和他们建立统战关系，使他们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对于哥老会成员，采取了团结、争取的方针，保安县的哥老会首领马锡五、华池县南梁哥老会的朱志清、保安县永宁山哥老会大爷马海旺等都在团结教育下投身革命。对一时不了解共产党政策的国民党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刘志丹、习仲勋等尊重他们，向他们讲明道理，一些有威信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革命，进一步壮大了革命队伍，使红军在国民党白色统治的夹缝里得以灵活巧妙的生存发展。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

始终把坚定的革命信念作为精神支柱。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陕甘游击队的创建发展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始终保持“革命理想大于天”的共产主义信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为创建革命武装，他们不仅经历了70多次起义的挫折和失败，而且多次遭到“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排挤和打击，甚至因错误“肃反”而身陷囹圄，但这些失败和挫折，不仅没有让他们丧失理想信念和信心，而且使他们越挫越勇，才使得革命的武装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如朱德在延安公祭刘志丹大会致词中指出的，“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的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陈家坡会议后，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纠正了错误的观点，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就是光明的。”“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就是光明的”这句话代表了陕甘游击队在创建过程中百折不挠的乐观主义革命信念。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只要信念不倒，重新干起来，革命总会胜利！正是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使得陕甘红军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为以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甘地区奠定了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面红旗一经打起，就一直在陕甘高原高高飘扬，使得陕甘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由陕甘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原陕甘游击队成员谢子长等人为中坚力量的红二十七军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6月，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统一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也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在陕甘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中涌现出的众多优秀共产党员和坚强红军战士，他们创建出的光辉业绩，必将永远铭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他们的革命精神必将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努力奋斗！（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鲁瑶 李垚 ）